先捋一捋時間線，就當複習功課了。

本章可跳過，不過建議看一看，1865年，孟德爾通過豌豆實驗發現了遺傳學的基本規律，包括分離定律和自由組合定律。

1885年，德國病理學家魏爾嘯將細胞理論應用於病理學，推動了細胞學說的發現。

1869年，瑞士醫生弗裡德裡希·米歇爾首次從白細胞中分離出了DNA，這是人類首次首接觀察到DNA的存在。

1900年，雨果·德弗裡斯提出了基因突變的概念，即自然條件下基因的突變能產生新的突變體。

1928年，英國微生物學家弗雷德裡克·格裡菲斯通過肺炎雙球菌實驗首次證明瞭DNA是遺傳物質。

1944年，美國微生物學家奧斯瓦爾德·艾弗裡重複了格裡菲斯的實驗，並進一步分離和證實了DNA作為遺傳物質的作用。

1953年，詹姆斯·沃森和弗朗西斯·克裡克提出了DNA的雙螺旋結構模型，這一發現徹底結束了關於遺傳物質的爭論，並開啟了分子生物學的新時代。

1972年，美國斯坦福大學的伯格等人利用限製性內切酶和DNA連接酶獲得了重組DNA分子，這為後來的基因克隆技術和轉基因技術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1970年代-1990年代初，首次發現基因編輯技術，科學家們在細菌中發現了CRISPR-Cas9係統，這是一種天然的基因編輯機製，可用於細菌抵禦病毒感染。

1990年代-2000年代初，人類基因組計劃啟動，隨著該計劃的開展，科學家們開始深入研究基因組的結構和功能，並探索基因編輯技術在人類基因組上的應用2000年代初-2019年代初，ZFN（鋅指核酸酶）和TALEN（轉錄啟用樣效應核酸酶）技術興起，在CRISPR-Cas9技術出現之前，這兩項技術被廣泛應用，但都需要設計和合成特定蛋白質來實現基因組的改變，相對繁瑣且低效。

2012年，CRISPR-Cas9技術的突破，Jennifer Doudna和Emmanuelle Charpentier等科學家發表了一篇裡程碑式的paper，其中詳細描述了CRISPR-Cas9係統在基因編輯中的應用，至此，CRISPR-Cas9技術以高效、簡便、精確的特點迅速成為主流工具。

2016年4月12日，因患有滑膜肉瘤晚期的魏則西在鹹陽的家中去世，終年22歲。

業內稱之為”魏則西事件“，雖然表麵上整治了醫療競價排名廣告，但也重創了本在蓬勃發展的細胞治療領域。

2018年11月26日，南方科技大學副教授賀建奎在香港舉行的國際基因組編輯峰會上宣佈，他己經使用CRISPR/Cas9基因編輯技術，成功地將一對名為“露露”和“娜娜”雙胞胎女嬰的CCR5基因進行了改造，於中國誕使其具有抗HIV的能力。

第一對基因編輯嬰兒在中國誕生，這一事件引起了全球範圍內關於基因編輯技術在倫理方麵的廣泛關注和爭議。

2022年10月，一位名叫Terry Horgan的27歲杜氏肌營養不良症（duchenne muscular dystrophy，DMD）患者在接受腺相關病毒（AAV9）載體遞送的CRISPR基因編輯治療後不幸去世。

雖然目前尚不清楚Terry Horgan去世的真正原因，以及是否與CRISPR有關，但它的去世無疑引發了人們對CRISPR基因編輯療法前景的擔憂和質疑。

2023年10月2日，諾貝爾生理學或醫學獎（Nobel Prize in Physiology or Medicine）公佈，授予了卡塔琳·卡裡科（Katalin Karikó）和德魯·魏斯曼（Drew Weissman），表彰他們在mRNA領域中的突出貢獻。

在醫學領域，基因編輯可以用於治療遺傳性疾病、癌症治療。

國外己有多款藥物上市，國內比較成熟的是CAR-T，其他產品還處於臨床階段，相信在幾年內也會相繼釋出。

在農業領域，基因編輯可以提高作物的產量和抗病性。

在環境保護領域，基因編輯可以用於保護瀕危物種和恢複生態係統。

在享受上述好處的同時，基因編輯技術也存在非常大的風險和倫理挑戰。

比如轉基因作物可能導致不可預測的副作用，也可能對生態係統產生不可逆轉的影響。

而且如果作用於人類本身時可能會引發道德和社會爭議。

正如工具無罪論一樣，基因編輯作為一項技術本身無對錯之分，關鍵在於應用技術的人。

關鍵這不是一個成熟的領域，有太多的未知等待我們的探尋。

生物領域經曆過快速發展，也爆發了嚴重的問題，起起落落，春風寒冬。

誰也不知道未來的路是怎樣的？

也冇有人會知道這是造物主的恩賜還是潘諾拉的魔盒，一切都在未知中摸索前進。

盒子己經打開了，再關上無濟於事。

就跟人工智慧的發展一樣，未來會變成什麼樣子猶未可知...